![]() 元代黄公望山水画合集 全26幅 高分辨率国画JPG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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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公望简介:
黄公望(1269~1354),字子久,号大痴、大痴道人,又号一峰道人、净竖,晚号井西道人。平江常熟(今江苏常熟)人。据元代戏剧家钟嗣成在《录鬼簿(曹氏刊本)中记载,黄公望本姓陆名坚,“乃陆神童之次弟也。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。髫龀时,螟蛉温州黄氏为嗣,因而姓焉。其父年九旬时方立嗣,见子久,乃云:‘黄公望子久矣。”
于是改姓黄,名公望,字子久。钟嗣成比黄公望小10岁,是元代著名的戏剧家、戏剧理论家。《录鬼簿》是著名的戏剧理论著作。钟氏本开封府人,寄居杭州,黄公望晚年也常居杭州,与之友善。故子久虽不以戏剧名世,但也“通音律”,所以被收入此书。虽然《录鬼簿》各版本所记略有出入,但基本内容一致,因而是可信的。据《大清一统志·苏州府山川目》,琴川“乃常熟县地”,即今常熟市政府所在地虞山镇,因有七条小河横贯城内,状似古琴之七弦,故名琴川,亦为常熟之别称。此外,元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、明陈继儒《笔记》、明王樨登《丹青志》、明朱谋垔《画史会要》等也有类似记载。
黄公望“幼习神童科”①,“天资孤高,少有大志”①。南宋亡时,他年仅11岁,成年后对元朝政权并没有强烈的逆反心理,相反,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,他有着热切的参政欲望和远大的政治抱负,希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,千一番大事业。然而,元朝建立初期,贵族统治者并未采取科举取士的用人制度,而是将国人分为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和南人四等。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不相同,蒙古人地位最高,掌握最高统治权: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,地位最低,几乎毫无政治权力可言。黄公望属于南人,按规定不能为官,若想做官须先从吏做起,到一定年限,视办事能力如何,再决定可否为官。即便当吏也需有人引荐。
黄公望虽自幼享有才名,却一直没能步入官场。据《浙江通志》载:“(黄公望)元至元中,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,未几弃去。”可见直到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后他二十三四岁才得到浙西廉访使(全称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,行署在杭州)徐琰的赏识,在徐手下充当一名书吏,即《录鬼簿》卷下所说“先充浙西宪吏”,《无声诗史》卷一所说“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掾”。在浙西为吏期间,黄公望与友人杨载(字仲弘)等常游于苏州、杭州一带,并以诗酒唱酬,所以杨载有“何时再会吴江上,共泛扁舟醉瓦盆”的诗句。“未几弃去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徐氏于大德三年(1299年)入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由此可知,黄公望担任徐琰书吏的时间不太长,其后可能一直在杭州生活,但没有这方面的史料记载。
大概因他办事干练,加之颇有才名,至大四年(1311年)左右,他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的赏识,被任用为书吏。皇庆元年(1312年)五月,张闾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,黄公望也随其赴京城大都(今北京)任职。虽说地位有所提升,仍只获得一份御史台下属的察院书吏的差事,经理田粮杂务。张闾是个贪官,被人称为“张驴”,与著名杂剧家关汉卿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名剧《窦娥冤》中那个阴险狡诈的地痞张驴儿几乎同名。《窦娥冤》创作于1291年之后,是否因为当时张闾在江南已经声明狼藉,关汉卿特意取此名羞辱、影射他,未见史料记载。但张闾是个贪官,元史却有记载,大德三年(1299年)张闾曾因受贿而遭到御史的弹劾,但被皇帝宽赦,未予追究。延祐元年(1314年)朝廷派张闾“经理江南田粮”,张到江南后“贪刻用事,富民黠吏,并缘为奸”,搞得“人不聊生,盗贼并起”,并且“以括田逼死九人”,元统治者不得不于延祐二年(1315年)九月将张闾逮捕下狱①。黄公望因为是张的书吏,好多文书、帐目皆出于其手,也被牵连下狱,时年47岁。而恰恰就在这时,元朝举行了第一次开科取士,他的好友杨载就是这一科的进士,热衷于功名仕途的黄公望却因身陷囹圄失去了这次非常难得的机会,这对他来说是又一沉重的打击。这一事件纯属巧合,但对黄公望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他“通三教,旁晓诸艺”,对性命之学本来就有研究,这次打击更坚定了他的宿命论思想。出狱后他曾一度卖卜为生,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。相信他在替人占卜算命时自己也是很诚信的,并非走江湖行骗。
黄公望出狱时已经年近五十岁。五十而知天命,经过这么多的不幸遭遇,常常“身有百世之忧,家无担石之乐的他深感世事难料,官场险恶。然而,他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对仕途的希望。出狱后,他曾居杨载处(当时杨载已经考中进士),通过杨载结识了时任松江知府的婺源人汪从善,希望得到汪的提携,再谋发展,但未有结果。其时他尚未以画闻名,而且元代还不像明清两朝那样,文人画家多以卖画为生,所以他在松江、杭州一带以卜术为生。元代文人画家以卖卜谋生的并非子久一人,大画家吴镇就曾在崇德、嘉兴、杭州卖卜。
这一时期,子久又开始了绘画生涯。他一方面向赵孟颗等前辈名家请教,一方面又同一些富豪画家如曹知白等交往,大量摹习古代名迹,以提高绘画的“古意”,并且经常在外游历,遍览江南山水名胜,结交社会各界名流,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隐逸之士和佛道两教的高人(详见“交游”)。在卖卜、作画、交友、游览的过程中,他逐渐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,而他在绘画方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,凭着较高的画名,他受到了许多喜欢附庸风雅的官僚地主的欢迎,得到了其他画家的敬重。奋斗了半生未能取得的社会地位、名望在仕途无望时到来了,这一意外收获使子久幡然醒悟,从此便绝了仕途之想,开始了真正的隐士生涯,并于天历二年(1329年)和倪瓒一起拜金月岩(蓬头)为师,加入了全真教,改号“一峰道人”,又“易姓名为苦行,号净墅,又号大痴”。净墅,又作净竖、静竖。从易姓名,号大痴,可以看出他当时彻悟后空寂平淡的心境。
黄公望“通三教”,即儒、道、佛,儒教自然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了,然而他为何不加人佛教,而是入了道教,而且加人了道教中的全真教呢?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:
其一,全真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宗教流派。据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考证,“全真王重阳本士流,其弟子谭、马、丘、刘、王、郝,又皆读书种子,故能结纳士类,而士类亦乐就之。况其创教在靖康之后,河北之士正欲避金,不数十年又遭贞祐之变,燕都亡复,河北之士又避元,全真遂为遗老之逋逃薮”①。全真教始创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、金世宗大定七年(1167年),原是一些拒不仕金、逃避现实的汉族文人、地主的结集,加入者是既有名望,又品格高洁的人物,所以颇有影响力。后来王重阳之徒丘处机曾受成吉思汗的召请,全真教最先获得特有的优遇,从而得到迅速的发展。虽然此道在元初曾受到佛教的打击,但成宗时又给予优遇。所以有元一代,全真教是最具影响的宗教流派。
其二,道士可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。道士可免除赋税差役,又可蓄发营地,合法地享受常人之乐。各种道官都有一定的品位,且与世俗官员的级别相同,所以“海内名士,寺据者十八九,富埒王侯””,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,而一些世俗地主也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,名人儒士也与道徒相往还。黄公望长期与道门中的名流如倪昭奎、张雨(字伯雨)等相友善,自然了解这些情况,所以全真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。
其三,朋友的影响。黄公望的朋友中,倪昭奎、杨维桢、张雨、方从义等都先后加入全真教,尽管他们入道的原因各不相同,但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,这些人也因此成为当时的社会名流(详后),这对自幼想出人头地的黄公望来说,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。
黄公望曾题赵孟颍所书《千字文卷》:“经进仁皇全五体,千文篆隶草真行。当年亲见公挥洒,松雪斋中小学生。”由此可知,他曾师从赵孟颗学画,时间当在子久五十三岁左右,即延祐六年(1319年)赵第三次南归至至治二年(1322年)于家乡去世期间。赵孟颊于书画诗文诸艺皆有极高的修养,尤其提倡以书法用笔作画和作画“贵有古意”,对子久的画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分析。子久正式作画大概从五十岁起,因他自幼“习神童科…旁晓诸艺”,后又长期担任书吏,有很厚的书法功底,加之得到画坛领袖赵孟颊的指点,所以画艺猛进,到62岁画名大振,可算是大器晚成。此后他又以“教授弟子”为生,正如明人刘凤《续吴先贤赞》所记:“为黄冠(道土),往来吴越间…教授弟子,无问所业,谈儒、墨、黄、老…”元人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载:“其徒弟沈生,狎近侧一女道姑。同门有欲白之于师,沈惧,引厨刀自割其势(男性生殖器),几死。”沈生,即沈瑞,曾为杨维桢画过一幅《君山吹笛图》,杨在《东维子文集》卷二十八中记其有跟子久学画之事。这件事可印证他对弟子的品行要求极严。《辍耕录》还收有他为课徒而写的《写山水诀》,首句便要求“学者当尽心焉”,最后警戒学生“作画大要去‘邪、甜、俗、赖’四个字”。
子久从事绘画,且以画山水为主,可能是由于他加入新道教的缘故,他出狱后基本上过着云游的生活,这是全真教的教规之一。经常优游于名山胜水之间,为他创作山水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,同时也促进了他写实山水画风的形成,他的画作大多数是本于所见过的真山水。王逢《奉简黄大痴尊师》诗云:“十年淞上筑仙关,猿鹤如童守大还。”①可知子久曾在松江居住10年以上,但所居并不固定,更多的是云游在外。他还在苏州天德桥开设三教堂,即道、佛、儒三教合一的寺院,但仍以新道教即全真教为骨干,三教堂是他“终营狡兔谋”的又一处落脚点。他有时寓居道院,他的《芝兰室图》就是寓居云间(松江的别称)玄真道院时画成的。56岁之后,他尝于泰定年间(1324~1327)游吴地华山并画了《天池图》。高启《凫藻集》卷四《题天池图)》小引中记云:“吴华山有天池石壁…元泰定间,大痴黄先生游而爱之,为图四、三本,而池之名益著。”天池山在今江苏吴中区藏书乡境内,在苏州西约三十华里,山的东半部,当地人谓之华山,至今长松夹道,十分幽静。
从《东维子文集》中几次提到黄大痴的地方可知,黄公望在60岁前后及77岁时多次与朋友一起荡舟太湖之上,且喜吹铁笛,杨维桢《跋君山吹笛图》有云:“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,或乘兴涉海,抵小金山,道人出所制小铁笛…”杨氏本人也喜吹铁笛,别号铁笛先生,得到杨维桢的肯定,看来大痴的吹笛水平不低。大痴喜吹铁笛,文献中记载甚多,《铁崖先生古乐府》卷二《五湖游》中有“道人卧舟吹铁笛”。杨璃《山居新语》(至正庚子杨维桢曾为该书作序)记云:“黄子久…阎子静(复)、徐子方(琰)、赵松雪(孟颊)诸名公,莫不友爱之,一日与客游孤山,闻湖中笛声。子久日:‘此铁笛声也’,少顷,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。游湖者吹角上山,乃吾子行也。二公略不顾,笛声不辍,交臂而去。一时兴趣,又过于桓、伊也。”77岁那年,子久又游太湖,仍吹铁笛。《铁崖先生古乐府》中有《望洞庭》诗序:“乙酉(1345年)除夕,余雪中望洞庭…”其诗前四句为“琼田三万六千顷,七十二朵青莲开。道人精铁(铁笛)持在手,啸引紫凤朝蓬莱”。同年,子久为居住太湖之滨的倪云林所作山水画题诗:“远望云山隔秋水,近看古木拥坡陁。居然相对六君子,正直特立无偏颇。”表达了他的人生观,该画也因此诗而名为《六君子图》,此图现藏上海博物馆。晚年的子久,思想趋于空寂,他有时在荒山丛林中、有时在湖桥上独自枯坐。李日华(君实)《六研斋笔记》中记:“陈郡丞尝谓余言,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、丛木深筱中坐,意态忽忽,人莫测其所为。又居泖中通海处,看激流轰浪,风雨骤至,虽水怪悲诧,亦不顾。”又鱼翼《海虞画苑略》载子久“尝于月夜棹孤舟,出(常熟)西郭门,循山而行,山尽抵湖桥,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返舟行至齐女墓下,率绳取瓶,绳断,抚掌大笑,声振山谷,人望之以为神仙云”。或“隐居小山(在今常熟虞山附近),每月夜,携酒瓶,坐湖桥,独饮清吟,酒罢,投瓶水中,桥殆满”。
子久经常在外游历,“往来三吴”①,饱览吴地的山山水水,直至白发满头的暮年。《杨仲弘诗集》卷四十五《再用韵赠子久》中描述子久晚年的生活:“尘埃深灭迹,霜雪暗盈头。始见神龟梦,终营狡兔谋。雪埋东郭履,月满太湖舟。急景谁推究,流年孰唱酬?…”可见他在“霜雪暗盈头”的时候还在太湖一带。他游览山水一方面是依全真教云游的教规,另一方面是为画山水收集素材。经过多年的积淀,储万千丘壑于胸中,下笔时举重若轻,挥洒自如。据明人张泰阶《宝绘录》所记,子久的好友翰林学士承旨危素(字太朴,号云林)家藏宋纸20方,从不示人,认为非大痴笔不足以当之,至顺元年(1330年)子久62岁时,危素以此20纸嘱子久作画,子久“沉心构思,至于竟夕,未能数笔;偶以心事作恶,经月弃去”,以至“淹滞六载”,直到至元元年(1335年)才开始命笔,至正三年(1343年)才陆续画成《柳市桃源》、《春林列岫》、《江深高阁》、《雪山旅思》等20幅。这一组作品,清雅秀润,笔法精妙,是早期的杰作,也是他山水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。然而,子久虽然寻山问水,探奇历胜,触景会心,笔端生意勃勃,但自感有所未殆,即缺乏赵孟烦所要求的古意,于是从71岁起,作《仿古二十幅》,仿李思训、李昭道、杨升、项容、王维、卢鸿、荆浩、关仝、黄筌、董源巨然、李成、范宽、王诜、郭熙、米氏父子、赵大年、王士元计20幅,至至正三年(1343年)他75岁方成,二月七日画成时,自题日:“…晋唐两宋名人遗笔,虽有巨细精粗之不同,而妙思精心,各成极致。余见之不忍释手,迨忘寝食,间有临摹必再始已,此学问之吃紧也。…非景物不足以发胸襟,非遗笔不足以成规范,是二者,未始不相须也。…”半年后,危素来访,见之,爱不释手,子久悉数相赠。
他也经常和倪瓒、王蒙、吴镇、曹知白、张渥等大画家,切磋绘事,互相题赠,并和他们合作山水画,至今尚有他们合作的画迹存世。他和当时的名士杨维桢、张雨、杨载等也都是好朋友,他们也常在子久的画上题诗题字,几人经常以诗文相唱和。
从73岁起,是子久的又一创作高峰。这一年除了《仿古二十幅》完成过半外,子久还为倪云林作《层峦晓色图》(即《雪山图》),云林加题:“雪上溪山也自佳,黄翁墓写慰幽怀。若为胜载乌程酒,直到云林叩野斋。”此图画法潇洒,诗句清雅,堪称合壁。这一年他开始作《为顾善夫八幅》,并于七月在杭州青莲方丈处作《山水》赠故友王若水;此外,又作浅绛《天池石壁图》。次年,他题倪瓒《春林远岫小幅》有云:“至正二年十二月廿一日,叔明(王蒙字)持元镇(倪瓒字)《春林远岫》,并示此纸,索拙笔以毗之。老眼昏花,手不应心,聊塞来意,并题一绝云:‘春林远岫云林画,意态萧然物外情。老眼堪怜似张籍,看花玄囿欠分明。’”看来他七十多岁时已“老眼昏花”,并不像明人李日华在《紫桃轩杂缀》中所说的“黄子久年九十余,碧瞳丹颊”,或如清人《虞山画志》所记“年九十,貌如童颜”。同年,自题追忆董源笔法而作的《夏山图》: “今老甚,目力昏花,又不复能作矣。”所以他抓紧时间作画。同年五月,他寓云间玄真道院,读陆象山《玉芝歌》,作《芝兰室图》:七月,作《秋林烟霭图》;九月,于江上亭作《浅绛山水轴》,十月,完成《为顾善夫八幅》并题“…书,心画也;画,心华(花)也。苟不惬意,徒兀兀搦管终日,而一无所得。以故余之作画也,稍有恶瘴萦心,遂弃去,若此册,悉于闲中所作,亦不敢谓为得意,然孰视之,颇有生色…”看来是他的得意之作。75岁那一年除了完成《仿古二十幅》这一巨制外,还于春天作《浮峦暖翠图》,七月作《层峦叠嶂图》,十月于梁溪(无锡之别称)华氏水云阁作《山村暮霭图》,同年还作《设色山水图》。
至正四年(1344年)子久76岁。是年春,友人张雨将归句曲山,子久作《云壑幽居图》赠之。①又在友人姚子章处见王维《捕鱼》、《雪溪》二图,在张叔厚(渥)处见杨升《蓬菜飞雪图》,深感古人命意用笔殊非草草,而回顾自己昔日所作,“皆儿稚事矣”。恰在此时,老友危素以佳素索画,遂以王、杨二人笔法,间以己意,作《为危太朴画》。不久又于水云阁作《复为危太朴画》,画中峰峦层叠,笔势争雄,吴镇见之,评题日:“…如老将用兵,不立队伍,而顾指气使,无不如意…诚吾侪畏友也。” 免责申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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