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金农山水花鸟国画合集 全97幅 高分辨率JPG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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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页八开
达摩冥想
番马图
佛像
寒梅一枝画
花卉册六开
花卉图册
兰花图
罗汉图
梅花图
梅花图2（七十四岁）
梅花图3
梅花图册4开
梅花图联立轴
梅花图轴
墨梅
墨梅图
墨戏图册
奉马图
人物花卉册-画册
人物山水图册
溪山村庄图
杂画12开
杂画十二开2
     金农简介：
金农(1687一1763)，字寿门、司农、吉金，号冬心先生。杭州人，清代“扬州八怪之一。三十岁左右到扬州，五十三岁始工画。人们称其“涉笔即古，脱尽画家之习”。“扬州八怪”是清代中期富有传奇色彩的、活跃于扬州一带的画家群体，他们以与正统绘画截然不同的画风、与官方文人画家千差万别的生活方式，成为清代绘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在这些画家中，金农居扬州卖画时间最久，艺术成就也居“八怪”之首。金农从小研习书文，文学修养高。其绘画、书法作品都极有个人特色，绘画中梅竹、鞍马、佛像、人物、山水无不擅长。扬州八怪画风多以恣纵狂肆见长，而金农靠着丰富的修养，以金石意味入画，创造了含义隽永、笔墨拙扑的风格。尽管五十多岁才开始正式作画，但浓厚的学识使他下笔不凡。
梅与松、竹并称“岁寒三友”，是人品高洁的象征，常常成为文人画家借以自比的绘画题材，也是金农偏好的题材之一。梅花一如荷花，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描绘的对象。为了创造自己的梅花风格，金农潜心研究了同为“八怪”的汪士慎和高翔的梅花，认为汪繁、高简，于是他便在“不疏不繁之间”创造自己的梅花形象。
金农画梅堪称一绝，清代画家蒋宝龄曾称赞金农所画之梅“淡墨晕花清有神，萧散特过王与辛”，认为元代画梅大家王冕和辛贡在萧散方面都不及金农。不过，金农自己曾说过，他的梅花是取法辛贡的粉梅长卷和王冕的红梅立轴，表示从他们的画中受益不浅。他博采各家之长，参以自己古拙书风的金石意趣，以没骨法绘出，形成瘦如饥鹤、清如明月、倔如虬龙的独特风格，抒发傲视高标的精神，表达洁身自好的态度。在“为梅兄写照”的同时，也为自我写照。他曾在住所旁栽下老梅三十株，冒着风雪反复揣摩梅枝的正反转侧、疏密穿插。也曾踏雪寻访江路野梅，呵冻挥毫，以求“戏拈冻笔头，为画意先有”的境界。
通观金农的画，笔法古朴，拙趣横生，给人一种清新脱俗之感，他“年逾六十始学画竹，前贤竹派，不知有人，宅东西种植修篁约千万计，先生即以为师”(《金农画竹题记序》)。所以，他画的竹，粗看笔法草草，不求形似，细看古朴稚拙，脱尽画家习气。
凡是金农亲笔画，大都朴拙而秀韵天成，而代笔之作，大都比较工于精巧，至于那些纯属凭空仿造作品，绝大多数画风粗俗、板滞、光滑，漏洞较多。他嗜奇好古，精于鉴别，收藏的金石文字达千卷之多。他好游览，中年后涉足山东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湖南、广东等地，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。后以卖画为生，长期居住在扬州的三祝庵、西方寺等地，至衰老穷困而死。
综观金农的一生，当以围绕着乾降元年(1736)清廷征、开博学鸿词科，并因之造成其一生的重大转折一事，将其人生基本划分为两大阶段。即中年以往的投师问友，“笔耕墨耘”、“游食四方”的“期有所遇”的早、中期经历，以及自乾隆元年以后，主要寓居扬州和以书画为生涯的中、晚年经历。可以说，金农-一生中的“期有所遇”是伴随着博学鸿词科的结束而破灭的。这里虽有着一个是他应试未第，还是被荐而未试？或者干脆是没有获得合法的被荐举资格，因之也就不可能参加考试，这一学者们所争论的迷题，但不管怎样，清廷举行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，给金农带来的结果不是一官半职，而是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书画创作的生涯。下面略述其一生主要经历，以期了解一些促其步入书画生涯的内因外果。
青年时期的金农已负诗名，20岁时曾访浙江萧山毛奇龄，所作诗得到了这位前辈学者、诗人的激赏。二十一二岁的两年中，投师并读书于吴门何焯家中。并先后与同辈的丁敬、厉鹗、鲍鉁、杭世骏、周京、陈撰、汪沆诸人缔交，结为一生挚友。在“扬州八怪”中，金农的修养最为广博，不仅诗文创作早露才华，又精擅金石碑版鉴赏，擅长八分书、治印、刻砚，最后又晚负画名。所有这些，与其早年的投师交友密切相关。按金农所师的何焯，字屺蟾，号义门，长洲（今苏州）人。其家有丰富的藏书，本人则博览群籍，长于考订，尤精于校勘古碑版，是当时著名的学者。他还擅长书法。喜临摹晋唐法帖，擅楷、行书，与姜宸英、汪士鋐、陈奕禧并称康熙间的四大书法家。由此可知，金农读书其家，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尤其是酷嗜金石碑版和书法的擅长。金农青年时期缔交的一生挚友，当以同乡里、比邻居，又与其并称为“浙西三高士”的丁敬为最。丁敬字敬身，号钝丁。工诗文，造语奇崛，尤精篆刻，治印开创“浙派”为“西冷八家”之鼻祖。又擅画梅。金农与之相契，而其擅治印刻砚和绘画中的善画梅，亦是相互间的影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的这些挚友，大都不热衷科举仕途，其中只鲍鉁做过浙江长兴县知县，彼此间只是以文会友，激赏于金石、书画间。至于杭世骏高中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，官授翰林编修，以及厉鹗的应试未第而返，那已是后话了。所有这些对金农的影响是重要的，尤其是其师何焯的人生经历，给金农树立了-一种希冀中的模式。何焯起初并没有走科举的仕途之路，然以其学识，经人荐举而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，直接入值内廷的南书房。这对于读书的士人来说，是一种最高的礼遇和认定。因其没有科举功名，有违清王朝选拔官吏的体制，因之皇帝特赐何焯以举人的功名，以便能够参加科举会试。不料会试落第，又再次蒙恩允许参加殿试，结果得中二甲三名进士，才算是有了正途出身的资格。金农在投师何焯之际，何焯正担任着皇八子胤棵的老师，被认为是胤裸身边军师式的人物。老师遵逢的特殊际遇，以及职任皇八子的老师，无疑会给金农带来一种希冀，当然是希冀老师极有可能的升迁，以给自己奠下荐进之途。并能仿效老师那样，既能保持士人的清名，又能荣登高位。这不仅仅是一种推测，在金农后来的经历中有着许多明显的迹象，是可以证明的。
金农一生好游历，也就是汪士慎赠诗中所说：“诗人情性惯离家。”除情性喜游外，在其广阅历中还抱着“期有所遇”的实际目的。自30岁始，他曾数度出游，时间最长、路途最艰辛的当属山西泽州之行，此行从雍正三年乙巳（1725)的春天开始，“渡扬子、过淮阴、历齐、鲁、燕、赵而观帝京，自帝京趋嵩洛，之晋、之秦”。®最后，用金农的话来总结，称作“无所遇而归”。就广阅历而言，当然不能说“无所遇”，因为他的足迹深入到了晋、秦之地，饱览了中原及北地的山水与风土人情，这对他的艺术修养不无裨益。而且他结识了京师一些权贵人物以及释州的陈壮履。按陈壮履，字幼安，康熙名臣陈廷敬之子，曾官翰林侍读学士。当时正罢官乡居，而金农在陈家一住三载。陈履的仕途坎坷，正触动了金农的心事。就在此行中，金农于雍正三年首游京师，结识了同师何焯而有同门之谊的徐葆光，时位康熙壬辰科的探花郎，当时职任翰林编修。又结识了专管掌院学士事的清贵族中文士阿金，以及当时供职吏部的清代书法家王澍诸人。毫无疑问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引荐或有机会直接荐举金农的人物，但看来他们都没有这样做，因为雍正皇帝显然在即位之初，正忙着铲除异己，安定统治内部的诸事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京师之际，他曾给王澍写过一信，信中说：“洪容斋先生云：予甫十岁时，过亍州白沙渡，见岸上酒家败壁间，有人题诗一篇，‘一点青油污白衣，斑斑驳驳使人疑，纵饶洗遍千江水，争似当初不污时’。三复此诗，殊有讽意。农今年浪游京师，淄尘染素，得毋类似乎？”④此札正逗出他首游京师即心有所冀的活脱心态。这里暴露了金农“期有所遇”的隐衷，也暴露了他在性格上的矛盾特点，既想保持读书人的清名，又心想着能有老师那样的际遇，最终只能是无所遇而归了。归来后，他开始着手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文集《冬心先生集》，并自序道：“念玉溪生（李商隐）有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誓愿，因亦誓愿五十之年，便将衣械入林，得句呈佛，以送余生。”并特意申明30岁一场大病之后，取句“寂寥抱冬心”，以为自号的原因，以表十余年后依然是冬心-…片的情怀与决心。从《冬心先生集》的诗集看，金农主要的依然是诗才，在诗歌创作中取得过不菲的成就，为日后转为绘画创作，奠下了构思卓然的基础。当然，既已结为诗集，依然断不了入世的凡心。果然在其誓愿50岁“衣械人林”之时，又牵动了其本归寂寥的“冬心”。
《冬心先生随笔》中记：“雍正十三年，天子开鸿博之科，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，因赴京师，旋返杭州。”又《冬心先生续集·自序》记：“乾隆元年，天子开博学鸿词科，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，遂到都门。”两条所记，其实是一回事，即雍正十三年（1735)，皇帝下诏举办继康熙己未科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。也就是让一些未经科举正途的博学鸿儒，经荐举直接赴京入试，考中后即可获得与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们同等身份，并授以一定的官职，是清廷通过“举逸民”而网罗士人的一种手段。然博学鸿词科未能如期举行，因为各地荐举上来的人很少，且同年八月雍正皇帝就死去了。继位的乾隆皇帝紧接着又下诏令，要求各地继续荐举，并期于一年内到京，然后择期举行，金农所言：“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”，研究者一般皆认为是指归安县令裘鲁青，荐举金农给浙江学政帅念祖。而金农在被荐举之后，曾上书帅念祖加以推辞。被荐、辞荐与金农所言的“遂到都门”，以及有关记载中的应试、未就等说法，显然有含糊不清之处，于是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纷议，是辞荐、是应试未第，还是什么别的？可以肯定的是，金农确实在乾隆元年到了京师，而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冷香清艳图》一作，金农自题中明确说是“乾隆元年，应举至都门”。但间题并不这样简单，因为在几种有关这次博学鸿词科的文献记载中，包括落第的人名记录，均没有金农其人。综合有关情况，极有可能是，金农的被荐举，尚不具备合法的、完备的资格。据《清高宗实录》记，乾隆皇帝诏谕：“凡在内大臣，及各直省督抚，务宜悉心延访，速行保荐，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，候旨廷试。”具体的规定是，凡在京三品以上满汉大臣及在外督抚会同该学政才有资格推荐征士。为此，浙江总督程元章在雍正皇帝下诏后，即已会试全浙之士，选荐18人，其中包括金农的好友杭世骏、厉鹗，但并没有金农。倘金农所言的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”，是指浙江学政帅念祖，没有总督程元章的认可，则不符合清廷的规定。那么金农赴京之前，同样也没有得到合法的荐举，而有待京师权贵人物的直接荐举。有人认为，节钺大夫可能是京师中的某权贵。据当时著名学者全祖望记：“初，浙中学使帅公兰皋（帅念祖），尝以寿门应词科之檄，力辞不就，而蹇驴之都下。或问之，则日：吾将欲观征车中人物果何等耳。数月，囊中金尽始归。”③这是一种说法，但极可能的真实情况是，他仍抱着一线希望，希望京师中的故友和结识的权贵人物再为力荐。在《冷香清艳图》中，他提到至京师后，“与徐亮直翰林，过张司寇宅”。徐亮直是与金农有同门之谊的徐葆光，经徐葆光引荐，得识雍、乾名臣张照，因任刑部尚书而被称作张司寇。可惜的是，张照当时正因坐事而被免职，虽然他极赏识金农的诗文、书法，并曾屏骑访金农于寓居，也不可能去荐举金农了。博学鸿词科的殿试，是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、二十八日，在紫禁城中保和殿举行，倘金农是应试而未第，能够有机会一瞻禁城中的宏伟殿堂，对于这位诗人来说，不可能没有一字半句的诗文道及。考试刚一结束，他便在十月登上归程，至曲阜孔庙撰有一诗，诗云：“八月飞雪游帝师，栖栖苦面谁相倾。献书懒上公与卿，中朝渐已忘姓名”云云。⑥结合上述，该诗句应确是有所指的，因为他并没有得到过徐葆光、张照诸人的关照与荐举，颇生人走茶凉的炎凉之叹。以金农所言，其上书帅念祖而辞荐，他确实被人荐举过，只不过是不合法度程序，因而不具备合法资格而已。即使如此，这也会被当时的士人，也包括金农，看作是一生中的殊荣。他在自撰的书籍中只是说“遂到都门”、“因赴京师”，而在晚年的书画作品上则径直题以“应试至都门”，显然他知道其间的区别。而他在晚年时公然使门人代笔作画，在作品上说些过头话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在经历了这一次的失望后，金农的“期有所遇”的念头基本上熄灭了。不料在其76岁时，即乾隆二十七年，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时，金农忽然作起了《拟进诗表》和“所业各体诗”，以献媚于皇帝。“期有所遇”之心死灰复燃，此恰是本文所述金农人生态度的一种极佳注脚，也给金农人生中的希冀画上了一个句号。金农没有明白，他所主要活动的雍乾时代，早已不同于康熙时代了。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对康熙己未、乾隆丙辰的两次博学鸿词科试，做过这样精辟的区别研究：“己未惟恐不得人，丙辰惟恐不限制。己未来者多有欲辞不得，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。己未为上之所求，丙辰为下之所急。己未有随意敷衍，冀避指摘，以不入彀为幸，而偏不使脱羁者，丙辰皆工为颂祷，鼓吹承平而已。盖一为消弭士土人鼎革后避世之心，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，乃士有冀幸于国家，不可以同年语也。”⑦何焯的蒙恩擢拔，与金农的期而不遇，是在这大气候中的典型两例而已。但是，“乾隆盛世”又给金农这样的失意士人，带来了另外一条生路，那就是以其文化方面的技能和书画专长而谋生。谋生的地点，首选当然是最富庶、消费能力最高的扬州。
金农自南归后，一段时间内主要往来于杭州、扬州间，又曾数度出游，但自60岁后则基本定居杨州了。扬州又称广陵，清代扬州著名学者汪中在《广陵对》中指出：“广陵一城之地，天下无事，则鬻海为盐，使万民食其业。上输少府，以宽农亩之力，及川渠所转，百货通焉，利尽四海。”因之，扬州素来为食盐重要产地，并有极发达的城市经济。从明代中叶以后，“贾而好儒”的风气，首先活跃于安徽商人中。至清代，扬州的商人尤以“咸近土风”而著称。也正是从徽商开始，以其财力资助，结交文化、艺术人士，早已蔚然成风，并曾促进江南地区文化艺术的创作活动。扬州的盐商们亦复如此，金农及“扬州八怪”中的其他人物聚集扬州，与此等原因密切相关。综合有关记载，大致可以了解金农在扬州的主要活动。其一，他经常参加大盐商和地方官吏举行的文酒之会，如大盐商马日琯、马日路兄弟在其家园小玲珑山馆举行的宴集，以及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举行的规模盛大的“虹桥修禊”等。在这些宴集上，金农经常以其诗而独领风骚。据《雨窗清意录》记金农客扬州时，“诸盐商慕其名，竞相延致。一日，有某商宴客平山堂，金首坐。席间以古人诗句‘飞红’为觞政，次至某商，苦思未得，众客将议罚，商日：‘得之矣：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’一座哗然，笑其杜撰。金独日：‘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，引用綦切。’众请其篇，金诵之日：‘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犹忆旧江东，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’众皆服其博洽，其实乃金口占此诗，为某商解围耳，商大喜，越口以千金馈之。”此记颇有故事色彩，其实也是金农靠文才而谋生的手段。据《两浙輶轩录》记金农：“寄食准扬几二十年，卖文所得，岁计千金。”当然，也就随手做了千金散了。其二，“贾而好儒”的大盐商，除豪尽于声色生活之外，亦好藏图籍、古玩。精鉴碑版、金石、文玩的金农，则颇有用武之地。马日琯、马日璐兄弟曾藏有一模拓精良的宋拓《华山碑》，号称“马氏玲珑山馆本”，即是经金农而入藏者。郑板桥尝赠诗金农云：“九尺珊瑚照乘珠，紫髯碧眼号商胡”，就是诗赞金农为个中高手。又据《骨董琐记》中“金冬心”一条记：“盖当时钝丁（丁敬）、寿门，恃买卖骨董为生…儒者治生为第·义，等于自食其力耳。”其三，最重要的当然是靠书画谋生了，扬州民谚日：“堂前无字画，不是旧人家”，因之对书画有着极广泛的需求，也是导致金农多用门生代笔的重要客观原因。但看来也并非很容易，正像金农在一幅《墨梅图》上题句：“画梅乞米寻常事，却少高流送米至。我今常饥鹤缺粮，携鹤且抱梅花睡。”综上述，我们可以大体了解金农在扬州的生活状况：可以了解，为什么在这段人生经历中，是他最重要、最频繁的书画创作时期，以及颇多代笔的不争之实了。而在其衰暮之年，或因精力不逮，日渐丧失了在这繁华都市中的周旋、生存能力，终于“殁于扬州佛舍”了。
在對傅世的金農编盘的親筆與代筆的辨識中，證明金農不僅能够作盘，且獨具藝術特色，這已經是得到了文款和實物的雙重證明的。因爲鑒别、鑒定的需要，在辨識中我們比較側重於親筆、代筆作品的筆墨運用特點的區别，在本文行將結束前，還應簡略地闡述一下金農繪盘的藝術特色和相應的藝術評價。
金農作爲“揚州八怪”中人物，毫無疑問，他的缩畫，以及他的害法，其特色肯定是和“怪”分不開的。康有爲曾以“然失則怪，此欲變而不知其變者”，來評價金農書法之“怪”。無獨有偶，與康有爲同時的汪鋆，在其所著《揚州畫苑绿》中也以大致相當的意思來評價“揚州八怪”諸人的繪盎。“惜同時并舉，另出偏師，怪以八名，盎非一醴，似蘇、張之闢圈，缅徐、黄之遗規。率汰三筆五筆，覆醬嫌粗；胡謅五言七言，打油自喜。非無異趣，適赴歧途。示嶄新於一時，只盛行乎百里”。大略説來，無非是說他們的编畫，俗而不雅，怪中失則，雖有新奇表現，終歸小家氣象。這一議論，可以肯定是參照以往歷史，特别是清初盘史得出的印象。的確，如以金農的输盖來對比清初“四王、吴、惲”的所謂“正统派”编盘，或者是朱奔、石禱等人的编蓝，其氣象顯然不是那樣的宏大。又且，從本文簡述的金農生平看，他在五六十歲以往，也并没有想做一個專門的畫家，不過是將文人的遣興墨戲，在無奈中做了乞米的手段而已，因之他的输盘遠不是法度森嚴和功力卓著的那般表現。然而，也正是從這里出發，他的输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其一，因爲他不是盏家中的行家里手，他的心里没有作进的框框，有的恰是詩人般的捕捉心靈與客觀景物刹那間共呜的一時印象，仿佛隨手拈來，即成新奇圆畫。比如他的親筆《梅花三绝圆册》中，有一幅“寄人籍下”的盘頁，贵中央一道黑突突的籬笆墙，籬内一株探墙梅樹零落下數朵梅花，顯見已是“零落成泥碾作塵”。這常見的景物，正是盘家心绪的自况，而那一道黑籬笆與冰雪梅花的對照进法，恐怕遍檢盘史也不曾有過這般盘法。再如《月華圖》除一輪着意盘的光燦燦的明月外，什么襯景也没有，而盎法之怪拙，大概應是中國古代已經發生過的印象派缩盡了。凡此種種，如果金農落入了“盘家”的窠白中，很可能就没有這類作品了。其二，金農的作品中幾乎不見高山巨川類的大幅圆蜚，更多的是低吟细咏的小品畫。表面看，的確有些小家碧玉的氣象，而與他花费半生氣力，游遍大江南北的經歷不相吻合。然而，文人的氣格中原有“適我無非新”的内涵，倘于一觴一咏，一草一木中，即能够“欣于所遇”，暫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又何必如同筋戴必見戴般地去那所曾游歷的萬水千山呢？因此，言“揚州八怪”遗俗，就金農而言，俗只在其盎中常常是人人可見的一景一物，但他却盘出了自己的“欣于所遇”的感受。這感受中既包含着文人性質中雅的一面，也包含着市民階層喜闈樂見的俗的一面。雅與俗的共嗚，合成了金農输盘的又一特色。比如他的親筆盎《雜畫册》中有《采菱圆》一頁，該圖所給青山、绿菱、红袖，不僅用色清新協適，其構思又極意突出了“我思红袖斜陽渡”的詩意。觀此贵，頗令人億起“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”的名句，然其中“红袖”的點盘，又牽動了人的一桶凡思。再如同册中《仿龔開盘鬼圖》的一頁，所見的鬼魅，絶不是尋常印象中的那般狰獰可怕，而是戲謔的、惹人喜愛的樣子。常俗中的真善美和假惡醜的區别，在這里被颠倒、被混淆了，盒讓人覺得，鬼魅世界也許比炎凉的人世更可愛些。順此可以提及，這一新奇的構思吴趣，對日後羅聘創作的著名的《鬼趣圖》，必定有着一種深刻的啓示作用。總之，大凡金農親笨中的匠心之作，以盎法論，也許尚不如羅聘那樣功力精湛，然其構思與畫法的拙逸，個中滋味却是令人回味绵長的。他果竞是個詩人，是個學識廣博的人，又是個閱盡人世悲歡的滄桑老者，故凡下笋，則必有一番别調。其三，金農的馏患，充分發揮了文人盖中詩，書、走融爲一體的藝術傳統。他的题書，不拘一瞪，可以隨時運用隸、楷、行三種普。一般來锐，這一文人的藝術傅统，渐漸地形成爲某種習慣，比如山水巨幛，往往以篆、隸醴書標題，再易以楷、行書做题識、款識，既有莊重的一面，也有随意的變化等。金農的題書，往往逾此規矩，比如前述《寄人籬下》一頁，起首做大字隸害“寄人籲下”，其濃重的笨墨與冰清玉潔的梅花雞反差很大，但却壓倒了那道黑籬笆墙，一桶不甘、不服的心態躍然而出。因之，园盘的標题，成了盘頁中的有機部分，甚至壓倒了所编的景物。再如《設色佛像》一軸，按該圖所繪佛像，應出于羅聘的手笨。羅聘大概是接受了老師的要求，留出許多空白之地，以供老師揮麗题記。金農在佛像周圍空白處，以小楷書以長篇的盎佛題記，密密麻麻而似不通風。這長篇的題記，有如佛光而勝似佛光，與佛像共融而创造出一種氛丽，引人進入那禪穆、沉静的佛之境界。因此，該幅佛像，與其説是羅聘的代筆盡，其實更應是師徒的“合馏”。
如果再進一步推敲，自然還可以看出金農缩蛊中更多的獨具特色處。但就上面的幾方面分析中，也已表明了他的藝術創造。説金農諸人的缩盡“非無異趣，適赴歧途”，换一個角度，也就是抛開输畫一定要怎么蜚的框框，則這“異趣”或“歧途”正是金農諸人成功之處。從大的方面論，金農作爲古代社會中的一個布衣之士，不可能與文人的思想、氣質、興趣等格格不入，因而也就决定了他的输畫，依然是文人盘範障内的一種表現。但是，他的人生經歷，杭州、揚州等地的環境因素，也特定地會給他帶來“異趣”。藝術生命的常青，恰在“異”，而不在“同”。因此，在透過我們關於親筆、代筆的辨藏之後，我們則不難看出，無論親筆、代筆的作品，大多是金農自己創意後或親笨構畫，或借助他人之手來完成的。即此而言，羅聘諸人則永遠是金農的學生，金農也永遠是一個古代缩畫大家。如果説，金農諸人的缩盎，曾經只是“示嶄新於一時，只盛行乎百里”，那么在今天，他們的输盎則以贴近當代人的一面，更得到了海内外各階層人士的喜爱。對他們的繪盘，歷史已經做出了公允的評價了。 免责申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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